浙江宁波市新近出台一份关于创新型领军、拔尖人才培养的《意见》。当地媒体在对这份文件解读报道时称，尽管刚刚去世的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天赋异禀、成功或许难以复制，但《意见》通过在环境和制度方面创造条件，可以让更多的“乔布斯”式创新型领军、拔尖人才脱颖而出。
造就乔布斯这样一个改变世界的创新企业家，既要归因于美国教育、社会环境的制度保证，使身为移民后代、在蓝领家庭长大的他得以接受良好教育；更与美国技术创新、产业、资本各领域相互支持的制度体系有关，让乔布斯不仅得以通过卓越的技术创新和工业设计获得成功，而且也获得了充分的学习成长期，屡败屡战，终于有机会将创新、设计成果转化为流行潮流。
当今中国有没有乔布斯？为什么没能涌现？如果有，缘何无法取得类似的成功？如此种种，由乔布斯的个例驱动对中国或国内某个地方教育、科研、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领域的反思，进而有所行动，自然是必要的。但如果不经反思，也不对上述制度领域进行系统改进，仅仅因为要强调“创新”，就非要攀附上乔布斯这个热得发紫的名字，不能不说是对创新本身和乔布斯其人的亵渎式消费。
当然，宁波官方并没有提到“乔布斯”，《意见》里提的是“创新型领军、拔尖人才”，是当地媒体为了提升文件、人才政策的传播效应而进行的自行解读，板子似乎只该打在自作主张的马屁精屁股上。
说到底，从评比标准、考核和政府资助方式等来看，宁波方面的《意见》，不过是我国各级各地人才大跃进政策的又一个高仿复制品，拿来吸引国内国外几个不得志、皓首穷经的书呆子倒有可能，或者让已经在多个城市挂名兼职的院士增加一个莫明头衔、增添一笔收入；要起到培育或引进领军、拔尖的创新人才的效用，差得太远———按照《意见》标准，乔布斯既没获得过诺贝尔奖，也不是什么机构的院士，甚至还没在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，这样的人实际创新再多、效益再大，又如何能被官员看上眼，划入“创新型领军、拔尖人才”行列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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